次调查的中小学生中，有14.3%表示生活的社区（街道）或乡村有家庭教育指导委员会，有13.6%表示生活的社区（街道）或乡村有家庭教育指导中心，有13.0%表示生活的社区（街道）或乡村有社区青少年志愿者小队，有11.1%表示生活的社区（街道）或乡村有老干部、老军人等组成的“五老”队伍。此外，有40%左右的未成年人参加过社区组织的慰问孤寡老人、社区劳动和爱绿护绿等活动，有20%左右的未成年人参加过社区文化活动和志愿者活动。
调查结果表明，《意见》发布一年来，学校、家庭和社区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认识明显提高了，自觉性显著增强。但接下来“怎么做”的问题就凸显出来。在座谈中大家认为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做的问题。一年多来该做的似乎都做了，会做的都做了，能用的招儿差不多都用了。但这样零打碎敲、紧一阵松一阵也不是个长久的办法。学校相对还好一些，家长和社区就更不知怎么做了。
现在的问题是：在实际工作中，既没有全国（或地区）统一的、一以贯之的、具体可操作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大纲，总是跟着上边跑，也没有形成一个党政统筹、学校、家庭、社区一体互动、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的教育体系，不同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明确。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，学校应当具体做什么，家长应当具体做什么，社区应当做什么，各自承担什么责任，也是不够明确的；更缺少具有约束力的运行机制。满足于原则性的、抽象的宣传教育，真正到了学校、家庭和社区这一层往往不知该怎么做了。
比如，社区教育虽然有一定改善，但基本都是“搞搞活动”，应付性和形式的东西较多，针对未成年人的日常教育比较少，在社区建设规划中往往缺乏对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和设施的关注。一位基层教育行政官员这样描述当地的社区教育：“我们教育局采取了一个强制的措施，就是要求小学生在寒假和暑假必须参加社区活动，开学的时候必须把社区活动登记本拿到学校去，并让社区证明签字。但是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，有的社区组织的比较好，很多社区指导的不太好，因为社区干部大多不具备这个方面的组织能力和教育能力，孩子在假期里面偶尔去社区报个到，最后开学前社区干部给孩子签个字，应付了事”。
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、社区教育之间的一致性和相互配合、分工合作、分层实施的良性互动还没有很好地实现。在访谈中，一些基层工作者反映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中的“五加二等于零”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。所谓“五加二等于零”，就是孩子在一周的前五天在学校接受完教育，周末两天回到家和社区后，下周一来的时候教育效果基本被抵消掉了。这个看法尽管有些偏激，但家庭教育在整个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中的薄弱可见一斑。
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：一是,学校、家庭、社区和其他社会组织机构虽比以前更加重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，也都在做一些力所能力的事情，但是对于如何深入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仍然有些茫然无知，即“怎样做”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。既无公认的教育指标及相关教材，也没有具体可行的办法措施。在现实中经常可以见到，一说要抓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，就是搞个文艺晚会、组织到公园或什么地方游览一番；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及青少年校外教育和活动场所等，除了对未成年人减免门票外，还应做点什么并不清楚。目前采取的很多教育措施仍然是形式化的做法，停留在表面，教育不深入，未成年人深刻的体验和触动少，没有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。
二是，由于基础教育和家庭教育一直以来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，高考仍然是孩子成长的核心指挥棒。尽管在《意见》发布后，家长和教师也想积极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做些事情，但是学